四、治吏之术
朱元璋早年生活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45），不顾百姓疾苦，就十分痛恨。所以，他称帝后，总希望任用的地方官吏能够以廉治民，起到安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洪武初年任官吏，“不才者众，往往蹈胡元之弊”（46）。他们“一到任后，既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47），“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48），甚至连代表皇帝监察百官的御史也公然枉法，“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49）。这就使得朱元璋不得不“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者，决不宽恕”（50）。兹仅从下列四端略述其治吏之术。
第一，严密法制，“刑用重典”。《大明律》较之《唐律》，本已显示出严于治吏的特点，但朱元璋仍认为其刑典过于轻简，难以起到“警醒愚顽”的作用，故特“采辑官民过犯”，条格律例，创制而成《御制大诰》及其《续编》、《三编》，于洪武十八、十九年先后颁行全国，作为惩治不法臣民、特别是贪官污吏的依据。而其刑律则较《明律》更为严酷，允许采用“法外之法”、“刑外之刑”，而且判刑极重，如收粮违限，依《大明律》处以杖刑即可，而依《大诰》则可凌迟处死。治吏刑法之酷，为历代仅见。
第二，治吏以惩戒教育为主。朱元璋说：“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育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戒二诰，颁示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51）又明言：刑用重典只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52）。他以《大诰》为教材，“皆颁学官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53），对全社会进行法制教育。为防范皂隶吏卒残害百姓，他又特别对吏员家属进行劝谕，谓：“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簿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54）。总之，朱元璋以“重典”为手段，“取决于一时，非以为则”（55），故又辅之以教育，而其目的都是要使全国臣民知法、畏法、守法，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
第三，凡贪官污吏，“视朕命如寻常者”，必严惩不贷。朱元璋下令，凡无视朝廷律法，犯有亲信“无籍之徒”；沉滞公文，拖延不理；巧立名目，科敛下民；克扣赈济，损公肥私；收粮违限或逾期，隐慝田赋；是非不分，冤枉下民；诽谤朝廷，妄彰君恶等罪行的官吏，均须予以严惩，概不能宽赦。对于受贿官吏，“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受者罪同”（56）。
第四，鼓励民众赴京告奸。朱元璋试图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来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故在《大诰》中明确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民众可以“连名赴京状奏”，甚至可以将害民官吏“绑缚赴京”。各地官府对于持诰赴京面奏之民不得阻拦，否则官吏“族诛”（57）。这样的规定，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许民持诰赴京告奸，在某种程度上承认民众拥有一定的制约官吏以至官府的权力，并给予这种权力以一定的法律保障。这显然是有积极的进步意义的。但是，朱元璋这样做的前提乃是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强调皇权对民众利益的庇护，其实质仍然是由君主制约臣民，而绝非民众自身权利的体现。因此，这只不过是比较高明的治吏术，而绝不能与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同日而语。
需要指出：朱元璋整饬吏治的思想及其所采取的种种措施，虽有其积极可取之处，甚至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亦有借鉴意义，但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乃是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朱元璋既认识不到这一点，也就绝不可能根本消除这种现象。他企图以专制皇权、严刑酷法等来肃清吏治，便“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严，奸弊迭兴”，“赃吏贪婪如蝇蚋之趋朽腐，蝼蚁之慕腥膻”，他自己也不得不感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58）并且，朱元璋笃信法外施刑的功效，以为只在以酷刑重惩贪官污吏，便能使其“触目惊心”，有所警，变恶为善，由贪而廉，但其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不仅贪污腐败现象未能而且导致施滥刑，法制紊乱，“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不计其数”（59），贪奸之徒更借机作恶，残民以逞。由此可见，保障政府和官员廉洁的真正制约力量，只能来自严格意义上的正规法制和这种法制赋予充分权利的人民。
[注释]
（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太祖文义》。
（2）（3）以上引文分见《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二十九、三十二、五十三、二十五；卷十六。
（4）《平吴录》。
（5）《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
（6）《平吴录》。
（7）《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二》。
（8）据《明太祖实录》卷十五、卷七十八、卷八十一，这种以白莲教为号召而组织民众与明廷相抗的事件，在洪武朝计有三次，皆为朱元璋诏令剿灭。
（9）《明太祖集·心经序》。
（10）《苏平仲文集》卷六。
（11）《明太祖集·拔儒僧文》及《释道论》。
（12）《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
（13）《明史》卷九十四，《刑法志二》。
（14）以上引文分见《明史》卷一、卷二《太祖本纪》；卷一三三，《胡大海传》。
（15）《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七、十六。
（16）以上引文分见《明史》卷二、三《太祖本纪》，卷一三九，《叶伯臣传》；卷一四七，《解缙传》。
（17）《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二十三。
（18）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三十五，《辨钱尚书争孟子事》。
（19）《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
（20）《南雍志》卷十八。
（21）《明夷待访录·原君》。
（22）《朱子语录》卷一○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