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古代西北生态环境有利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其发展趋向寒冷、干旱和荒漠化。西北历史上农牧转换是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的核心问题，生态环境恶化使西北丧失曾拥有的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造成经济社会的逐渐衰落。反思历史就要对古代西北农业开发及农耕文化进行辨证评价，探讨如何将农业由历史上人与自然对立的产物变为当代人与自然和谐的典范。
关键词：生态环境／西北历史／农耕文化
历史上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变迁相互作用，并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西北生态环境与历史演进的互动关系，对于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北生态变迁及规律
历史上西北生态环境变迁逐渐趋向恶化，以寒冷、干旱、土地荒漠化和植被减少为特征。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西北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并对当代西北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概括而言，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呈现以下发展态势和规律：
第一，西北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由史前时期良好的生态环境决定的。历史上西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天然植被茂盛，特别是黄土高原属于森林草原地带①，极适宜于人类生存。如发现于甘肃省秦安县的大地湾遗址、陕西西安市的半坡遗址、甘肃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古人类文化遗存，充分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西北兴盛的历史。人为因素主导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发生在农耕文化大规模兴起之后。农耕文化发展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干扰性，最终引起生态环境中各个系统的变化和生态景观的改变，导致生态环境问题产生。而生态环境恶化又影响到人类发展，在两者的相互影响和制约中，西北经济、社会和文化经历了由繁荣到衰落的变迁。
第二，历史气候变迁呈现出寒冷期和温暖期周期性变化，并逐渐趋向寒冷。这种变化是全局性的，但对西北影响特别巨大。以物候特征来说，在甘肃省合水县马莲河畔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黄河象”化石②；在商朝武丁时期甲骨文中有在河南安阳一带获象的记录③。此后，这种动物活动的地域不断向南退缩，到现在亚洲象只生活在中国西南的西双版纳和东南亚、南亚地区。隋朝到唐中期以前的七、八世纪，在长安有种植梅、柑橘的记载，说明这个时期气候仍然温暖湿润。到了明清时期，从相对意义上讲则没有温暖期，与商、汉、唐相比较，明清最暖和时期的平均气温也是较低的④。近代西北气候寒冷的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冬季。“兰州近边，冬月极寒”，黄河封冻，“人车行冰上，谓之冰桥”，从立冬十余日始，至来春惊蛰、春分前后开，“历年不差”。历史上西北民众喜旱烟与寒冷有关，因为夜间“水烟筒即吸即冰”，所以“用长杆旱烟，便无此患”⑤。
第三，西北地区水资源总量不断减少，水环境逐渐恶化。历史上西北地区水资源变化缺少详细数据记录，但是文献资料仍然记载水资源减少和水环境恶化的状况。中国历史上人与自然关系第一次大规模的整合是大禹治水。当时中国北方遭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大禹治水“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导河积石、止于龙门”⑥。涉及到河西走廊和黄河上中游，而这些地方现在大多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很少发生大面积的洪水灾害了。历史上西北地区有许多湖泊，在黄河上中游干支流上就有陇山上的弦蒲薮、六盘山以东的朝那湫池①(p.57)、陕西潼关的阳华和泾阳的汉河瓠口段⑦。现在黄河流域除青藏高原上的札陵湖、鄂陵湖外，再没有大的湖泊存在了。内陆河流域这种变迁更加明显。史前时期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曾经是黄河左岸的一条大支流；黑河曾绵延流向黑龙江；疏勒河则向西流到了罗布泊，属于塔里木河水系⑧。后来这三条大河不断萎缩，在下游汇潴成了面积广阔的尾闾湖，如石羊河下游的猪野泽曾经长达120公里，宽达60公里，黑河下游的居延海也十分辽阔。塔里木河和疏勒河汇潴成浩淼无边的罗布泊。自汉朝到当代，是西北湖泊急剧消亡的时期，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一个接一个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自上个世纪30年代起，祁连山冰川也普遍退缩⑦。总之，水资源减少成为引发西北生态环境与社会诸多问题的直接根源。
第四，干旱及历史上荒漠化发展，成为西北历史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特征。西北气候趋向寒冷和水资源的减少引发干旱。先秦西北属于雍州，《禹贡》记载当地“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⑥(p.200)，意思是雍州土壤是黄土层，田第一等，可见当地农业生产条件相当好。自秦汉至近代，西北的干旱发生频率越来越快(见表)⑨。美国著名学者唐纳德·沃斯特
认为：“从某些角度上说，旱灾也是一种人为现象，或者至少是一个由于人类不明智的行为而极大地加剧了的问题，它使自然的周期循环转入到人类的深深的悲剧之中。”⑩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生态恶化的事实。
干旱缺水引发荒漠化和风沙灾害，公元10世纪以前中国的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干旱地区，如塔里木河盆地周围、河西走廊；11～19世纪则发生在半干旱草原地带，如鄂尔多斯草原⑾。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问题叠加在一起，也就是周期性寒冷、水资源减少与干旱风沙交替或同时出现，使得西北地区适宜人居的良好环境遭到极大破坏，作用于人类社会，则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1928年至1939年甘肃省持续旱灾，并伴有其他灾害。1929年，全省发生灾害65县，《大公报》报导，“甘肃情况已将无迹，察灾者多不敢深入，恐粮绝水尽而不生还”，到1930年已是十室九空⑿。灾害之前的1925年，全省人口5652994人，自然灾害加上战争，短时期内人口下降到3000000人左右，减少近一半⒀。这种现象不但延缓阻滞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甚至引发了社会动荡，成为西北落后局面的形成基础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