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存在著各种悲剧与危险处境，其中有些比较容易通过社会手段来加以克服。人类的各种危险处境应该是我们辨识自己“需求”的根据。例如，有许多我们很向往的东西，可能被我们视为自己的“需求”。例如，我们可能像古人那样，希望自己长生不老。但我们并不把长生不老视为一种“需求”，因为显然做不到。我们关於“需要”的观念，与我们知道有些危险处境可以预防，而且知道其预防办法，有著密切的关系。在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相信政策的可行性 ( 特别是社会可行性 ) 的过程中，公共讨论扮演了关键角色。政治权利，包括自由表达与讨论的权利，不仅对於促进政府对经济需要作出反应很重要，对於了解经济需要的过程本身也非常重要。
价值的普遍性
如果上述分析正确，民主的价值就不仅在於它具有某一项优点，而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这些优点包括：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根据这一分析，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的中心论点，即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人们有时说，并非人人都同意民主具有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把民主与引起我们向往的其他东西相比的时候更是如此。情况的确如此，这里不存在共识。但有些人将不存在共识当做民主并非普遍价值观的充分证据。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开始讨论：什麽是普遍价值？某种被视为普遍价值的东西是否必须要获得所有人的共识？如果必须如此，那麽普遍价值就可能不存在，因为没有哪种价值 ( 包括母爱 ) 没有遭到某些人的反对。我认为，普遍价值并不需要人人赞同，而是任何地方的人都可能有理由认为它是有价值的。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从这种角度来看，关於某种东西是普遍价值的任何主张，都与某些反事实的 (counterfactual) 分析有关，尤其是人们是否可以在他们尚未充分思考过的主张中看到某种价值。不仅是关於民主，所有关於普遍价值的主张，都隐含著这种假设。
我认为，正是在这种隐含性的假设方面，人们对民主的态度在二十世纪发生了最大的转变。对於某个没有民主的、许多人没有机会考虑民主制的国家，我们在讨论民主问题时，往往假设一旦民主变成他们的生活现实，那里的人民就会赞同它。十九世纪的人通常不作这种假设。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假设 ( 即我前面所说的“预设”立场 ) 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剧烈变化。
我还必须指出，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二十世纪历史的考察。随著民主的扩展，民主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起源於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制度，现已扩散到地球的许多遥远角落，这些地方的人民自愿参与并接受民主制度。而且，如果某个民主制度遭到推翻，民众就会举行广泛的抗议，尽管这些抗议後来往往遭到残酷镇压。许多人□意冒著生命危险为恢复民主而战斗。
有些人反对民主是普遍价值，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没有得到所有人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这些不同的国情有时是指某些国家的贫穷。按照他们的说法，穷人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流行说法存在两个方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述，民主的保护作用对於穷人特别重要。显然这适用於面临饥饿的饥荒受害者。它也适用於金融危机中从经济阶梯上摔下来的赤贫者。有经济需求的人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要达到普遍富裕後才需要的奢侈品。
其次，没有证据证明，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穷人会拒绝民主。七十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宣布在“紧急状态”取消各种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时，也提出了类似理由，在随後的选举中，选民们以不同的立场而分裂成旗帜鲜明的两派。在这场至关紧要的选举中，这个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大多数选民坚决反对取消基本的政治与於公民权利。印度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其选民对於其基本自由与权利的重视程度，超过对於经济困境的重视。
印度的历史经验，完全否定了穷人不关心公民政治权利的说法。考察南韩、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亚洲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之後，我们可以得到相同结论。同样，尽管非洲国家普遍否定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出现反对这种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