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改革的政治学解读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建立权力内核－边层结构的分析框架，对中国改革进行政治学解读。本文认为，中国改革的动因与进程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内核－边层权力结构的延续性。权力边层率先发起对统制主义的单一性体制的冲击。从改革的发生看，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后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就意味着是可控的，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改革后的体制创新，使权力内核和边层处于新的互动过程中。由于边层已发生重大变化，权力内核必须作出调适性改革。论文还对一些流行的理论观点作出了批判性分析。
无论你的价值评判如何，都不能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在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仅在于财富的增长，也不仅仅在于社会结构的转换，更重要的是加速度的改革没有发生剧烈和颠覆性的政治社会震荡。如改革后产生的数亿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成为流动中的"火药"，成千万工人"平静"地离开工作岗位。总体性日趋稳定、局部性动荡已成为基本格局。对于这样一种现实，人们不禁会问：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能够产生如此奇迹，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改革中保持稳定与发展，是什么原因导致传统因子在结构变革中能够平稳地转化和消解？对此，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作过一些解释，其基本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改革，这种改革能够导致平稳过渡。本文认为，仅有这一解释是不够的。"渐进式改革"的参照系是原东欧苏联国家的改革进程，只是就改革速率而言的。事实上，如果从结构性改革来看，中国的改革激进得多，如土地分户经营在3年内就完成，俄罗斯的土地私有法案却争论了上十年；中国的国有企业不到5年基本实现了转制，经济结构多样化，俄罗斯的国有企业仍然居支配地位，且转制艰难。[1]由此便需要对中国的改革作出多视角的进一步解释。本文试图根据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从政治学的视角对中国改革作出初步解读。
一． 权力结构：基本分析框架
正如商品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一样，权力则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要素和起点。
权力是由于拥有某种资源而产生的支配、控制和影响能力。自从国家产生以后，人们就生活在一种权力网络的社会之中。国家通常包括三大要素：统治权、人民和土地（疆土、领土）。其中，统治权居于核心地位。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经常将国家等同于统治权。
由于权力存在于广泛的社会领域，因此又可分为不同种类。拥有合法的暴力资源而产生的权力是政治权力，拥有生产生活资源而产生的权力是经济权力，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资源而产生的权力是社会权力，拥有生产和传播思想价值观念资源而产生的权力是文化权力。其中，政治权力又居于特殊地位。一则在于政治权力是唯一拥有合法暴力的权力，这种权力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制性；二则在于政治权力是一种公共性权力，对国家成员具有普遍意义，即所有国民都要受其支配、控制和影响；三则在于政治权力依托专门的组织化机构和制度化规则（如国家机器和法律）支配、控制和影响社会成员，是一般社会组织和成员难以抗衡的。本文所说的权力主要是指政治权力。
权力依靠某种资源而产生，而一旦产生以后又成为可供利用的资源。根据权力的拥有者，权力有着不同的配置方式，并产生相应的权力结构。如果权力集中于少数人，可称为集权制。这种制度的极端是权力高度垄断于个别人，形成极权制。如果权力分别执掌于不同的人手中，可称之分权制。这种制度的极端是权力过度分散而缺乏统一的权威。
权力体现着支配性，任何时候都不会均衡分布。在权力网络中，总是由一部分人，甚至个别人占有较多权力资源，从而处于权力中心。他们可以凭借权力支配、控制和影响权力客体，将社会吸附于自己的周围，形成以自己为中心的权力场。对于权力中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权力内核。由权力内核，一层层推已及人、由近至远可称之为权力的边层，从而构成内核－边层权力结构。因此，内核－边层的设定来自于这样一种事实或假设：权力反映支配－服从关系。在任何一个共同体里，都不可能每个人占有均等的权力资源（这本身意味着权力的不存在），也不可能每个人同时作出决定（如此就不需要权力），因而权力的占有及其影响是有差别和层次的。无论是帝国，还是多元民主国家，都有一个拥有最高和最多权力的首脑，区别仅仅在于首脑是否受到制约。
在内核－边层权力结构中，内核居中心地位，有支配、控制和影响的能力。一般来讲，拥有权力资源愈多，能力就愈强。但两者绝非等同，更不是成比例的。权力体现着主客体关系。拥有权力资源的人要实现权力意志必须借助一定条件，需要相应手段才能获得相应的能力。而运用权力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成本愈大，权力所产生的能力就愈小。这是因为统治成本将由统治对象所承担，将影响对象的认同。权力控制的边际效应取决于两点：一是依托的手段，二是对象的认同。手段愈强、认同愈强，效应愈大，反之亦然。因此，在权力网络中，不仅权力的配置不同，权力内核的支配、控制和影响能力也不一样。
在由统治权、人民、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