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政治现实--几个势力均衡的力量中心长期对峙；共同利益要求一个包容所有国家的集体安全体制以避免永无止尽的国际冲突；而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使得它们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政治联合时可以找到共同的语言--所决定的。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时也正是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兴起，科学技术和工商业的结合使得生产力以几何级数迅速增长的年代。不可遏止的工业增长和科技进步赋予西方国家关系体系以无限扩张的可能性。可以说，这一体系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注定要向外扩张，形成全球性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不是西方国家关系体系这一调整各平权主体关系的道德规范体系在世界范围的简单的复制，而是一个维护西方国家对世界统治的不折不扣的法律秩序。在这一秩序里，西方国家集团是立法者和审判者，源於西方哲学和价值观的国际法和国际习惯是法律条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呼唤出来的巨大的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强制力。[众神之王]用[闪电霹雳]确立了奥林匹斯山的秩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则用[坚船巨炮]确立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这一进程始於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开始向外扩张之时，在十九世纪后期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中最后完成。这样，历史的际会就将宰治世界的权力第一次交给少数几个国家；这些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幼稚的国家，刚刚经过一场反对神权的人文主义运动的洗礼。在这浪潮的冲击下，宗教的节制精神被摈弃；古代社会的禁忌传统遭到彻底的破坏；禁锢千年的人欲从「所罗门铜瓶」（注七）中释放出来，像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热烈的欢呼。没有节制的欲望是仇恨的种子。随着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向全世界扩张，人类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充满对立、冲突和动荡的时代。
        早在西方国家关系体系形成之前，旧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就出现了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领导下的邦国部族关系体系――畿服制。畿服制讬始於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联合体制。相传「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远近贡入赋棐」（注八）。「贡赋」这一象征着政治上臣属关系的经济义务的规定，标志着广大地域内的部落已经联结为围绕着一个权力中心的政治共同体。纪元前十七--十一世纪的商代是信史时代的开端。留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和出土的甲骨文字表明，在那个文明的曙光刚刚照亮天际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着一个比较成熟的邦国关系体系──「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注九）「外服」乃商的附属国的领土，由封君管辖；「内服」即王畿，由商王的职官治理。殷墟出土的「受年卜辞」有「受中商年」（注一○）、「南土受年」（注一一）、「东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注十二）的记录，可与文献相佐证。
        商代末年，渭水流域的「小邦周」迅速崛起。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注一三），在邦国关系体系内部和商展开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取得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地位。前十一世纪的武王革命结束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实现了王朝嬗代。对时人来说，殷周交替不仅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政治变故，而且也是一场观念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大震荡--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力灰飞烟灭；古帝的血胤沦为下贱的奴隶（注一四）；伟大的邦国灭亡了，就像一片枯叶在瑟瑟秋风中陨落--历史运动的「势」无情地嘲弄了人间的力量和人类视为永恒的价值。亲身经历鼎革巨变的人们无不为命运的无常所震怖。他们相信一个国家的运祚是由人格化的「天」决定的；「天高听卑」（注一五），根据世人的所作所为降下吉凶休咎；只有敬畏天命，始终谨慎地行使权力，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握自身的命运。继承商朝政治遗产的周人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注一六）的心态建设一个以「礼」为核心的邦国关系体系。周代（纪元前十一世纪至纪元前二五六年）的畿服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各级诸侯受封建国，拱卫王室，就像满天的星斗围绕着北极星作有规律的运行。畿服制是以和自然状熊下的国家关系体系完全不同的原理运作的。在这里，国家行为的动因不是无魇地攫取利益的欲望，而是神秘莫测的主宰的畏懼；国际政治不是对国家权力进行精密运算的高等数学，而是寻求宇宙和谐的艺术。当追逐土地、财富、权力的欲念澄静下来，对万物主宰的敬畏笼罩人心的时候，天地间便呈现出和谐、肃穆、庄严的美。这种美源于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深邃的理解，具有超越时间的魅力。在人欲横流的时代，它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引导着在蛮荒的原野上迷失路途的游子回到自己的故乡。
        十四世纪后期明帝国（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建立之后，随着理学运动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中国开始进入古代哲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体现这一哲学的畿服制也在亚洲大陆东部的广大范围内重新建立起来。明清时期（一三六八--一九一一）的畿服制主要分三个层次：
    1．朝廷直接管辖的行省。
    2．臣属于中央政府的少数族自治政权。
    3．和中国保持「朝贡」关系的附属国。
        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放弃了蒙古人的扩张主义政策，它把建设一个合乎古代圣贤政治理想的和谐的宇宙秩序视为最大的利益。困扰民生的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废除，火器制造技术在它的故乡原地踏步--如果说人类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黄金时代」，那么，它就是从「善」和「力」遇到一起的时候开始的。在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扩张到东亚大陆之前，中国领导下的国际社会维持了近五百年的和平。和平的基础不是「势力均衡」，而是力量掌握在不热衷于使用力量的人们的手中；唯其如此，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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