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推动下，这两大派别的斗争又进一步激化为蓄奴州和自由州的斗争。这两大派别都希望控制参众两院、政府和最高法院。由于各州的参议员人数相等，而南北两派所控制的州数相等，两派力量在参议员势均力敌。这时如果新加入的州是蓄奴州，则该南部就能控制参议院。因此，一个又一个新开发地区被批准为新州之日，也就是两大派别一次次较量之时。每一次，出于维护联邦的考虑，双方都达成了妥协，如1820年的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1850年妥协》等。《1850年妥协》中，北方限制了奴隶制的扩张，同时也向南方承诺了严厉的《缉奴法》，从而维护了脆弱的南北政治均势。但每一次妥协都酝酿着矛盾的进一步激化，《1850年妥协》被称为“火山口上的壶盖”[14]。此后，南北双方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在1854年堪萨斯州问题上，两大派别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南北战争的前奏。

　　时间的推移有利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尽管南方的棉花出口还占到美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但北部工业品的出口也在迅速增长，这就使原先作为依附于发达工业国的北部买办商人和航海集团逐渐疏远南部，转而依附于北部制造业集团。其明显的标志是北部民主党人的领袖斯蒂芬·道格拉斯，他原先属于自由贸易派，和南部种植园主有共同的基本主张，代表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在1854年堪萨斯州是否以蓄奴州加入联邦的问题上，他开始反对当时的民主党总统詹姆斯·布坎南，主张将维护奴隶制的堪萨斯州《利康普顿宪法》交人民表决，1858年堪萨斯居民投票否决了这一宪法，并最终于内战前夕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内战爆发后，道格拉斯本人匆匆赶往白宫，表示坚决支持共和党，打败南部集团[15]。道格拉斯和他所代表的北部买办商人集团的转变从政治上奠定了南部失败的基础，这实际上是美国从依附型社会结构向自主型社会结构转变的最后一个重要转折。

　　从美国社会内部摆脱依附性的意义上说，南北战争是独立战争的继续。不仅如此，战时外交格局也充分说明了南北战争既是内战，又是外战，是从英法强国的统治体系中彻底解放出来的外战。英、法等欧洲大国都站在南方一边。英国自称为中立国，把南方称为交战国，实际上承认了南方政权，使英国成为南方的军火供应基地。 英国帮助南方制造的铁甲撞角舰对北方海军构成重大威胁， 其中“亚拉巴马”号在22个月里连续摧毁和捕获了60艘北部舰船。不仅如此，英国甚至企图寻畔直接参战。当北部战舰在英国“特伦特”号上截获了南部同盟的两名使节后，英国要求北部立刻释放人员，否则就对美宣战。面对英国的强硬挑畔，林肯采取了退让政策，使英国失去了宣战借口[16]。法国则出兵墨西哥，占领墨西哥城，从南部对美国构成威胁[17]。这时如果美国坚持门罗主义政策，则法国就会和南部结盟，对美国宣战。如果不是林肯和共和党人头脑清醒，缩小打击对象，则南北战争的结局将难以逆料。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北部制造集团确立了中央政府的主导权，美国真正成为独立的大国。共和党吸纳了原买办商业集团，金融集团，并利用西部的广阔土地团结了西部的小农场主，利用黑人牵制了南部社会的种植园主，将南部的发展纳入到北部工业发展的进程中，从而开创了一个工业大进军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是在政策上以高关税为标志的。到80年代，高关税使联邦国库充裕。1888年民主党曾经试图动摇高关税政策，民主党参议员罗杰·米尔斯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法案，却被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否决。1890年，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平均税率由38%增至50%。1897年，共和党人威廉·麦金利入主白宫后，国会通过了《丁利关税法》，其税率又进一步提高。此后，关税仍不断提高，一直到1930年前夕，还通过了一个高关税法[18]。

　　高关税有力地保护了美国工业的发展。 内战以前，美国还是个农业国。每1美元投入工业， 就有7美元投入农场、牲畜、农业工具和设备，农产品占全部商品生产的一半以上。就工业结构而言，内战前手工作坊、工场和小企业仍占压倒优势。但内战结束后的不到半个世纪里，这一切就完全变了。1879年到1884年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三倍多。1900年时， 美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19]。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从幼稚到强大要经历多么漫长和曲折的道路，而且完全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如果认清这一点，那么不难想见，今天世界贸易组织给发展中国家几年或十几年的所谓幼稚工业保护期，其意义恐怕是死刑——缓期执行。

　　三、认清中国在竞争中的位置

　　美国由弱到强的崛起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即市场经济是弱肉强食的经济。弱者如果不想被强者吃掉，唯一的办法就是认清自己的竞争地位和实力，一方面深沟壁垒，另一方面找准强者的弱点主动出击，打一场经济上的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持久战。那么中国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呢？

　　旧中国显然是个弱者。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股份制、董事会、交易所其实都不是新鲜事物。最近在北大举办了中国百年证券展，展览表明，中国清末就开始发行股票，上海滩的杜月笙等闻人更是身兼多家公司的董事长。但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无论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还是股份制、合作制、民营独资，都无力抵御洋货的倾销和外国企业的竞争。

　　一战期间，由于英、法、德等欧洲强国忙于战争，美日两国实力还不足以独吞中国市场， 外国向中国销售的商品总值从1914年的56924海关两，减少至1915年的45447海关两，1916年至1918年都在55500海关两以下，从而给民族工业的发展留出了空间。1895年至191 3年的19年间，民族工业年均新增投资额为633万元，在1914-1949年的六年间，该项投资额上升为1430万元[2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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