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其中，棉纱厂、面粉厂尤其兴旺。以绵纱厂为例，战争使中国棉花输出量减少，而棉纱的进口量减少，造成棉贱纱贵的局面，使棉纱业利润丰厚，大大地刺激了民族棉纱工业的发展。战争结束后，英、法、德、瑞士等国又卷土重来，而美国的势力更见强盛，民族工业复遭重创。仍以棉纱业为例，由于战后外资纱厂倾销绵纱，又兼高价收购棉花，“棉贱纱贵”的局面一改为“棉贵纱贱”，华资企业本小利薄、技术落后，纷纷被外资企业兼并或被迫破产[21]。二战前后民族工业又一次经历了类似的命运。二战期间，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经济客观上获得了免受外资威胁的经济环境，民族工业有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上增长较快，而且工业结构上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美国工业生产力大量过剩，急于独霸中国市场，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nbsp;其中最主要、危害最大的是1946年11月4日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条约》，该条约是集中国近现代史上全面出卖国家主权之大成的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22]。该条约表面上是非常平等的，中国亦可在美国享受美国在中国的待遇，但事实上却成了美国大量向中国倾销过剩产品的不平等条约。美国商品的价格仅为中国同类商品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民族工业根本无法抵挡，纷纷破产。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地，工厂倒闭达27000余家，到1948年初，天津工厂已倒闭70-80%[23] 。严重的破产、倒闭浪潮使失业剧增，民怨沸腾，加速了国民党的亡覆。

　　经过新中国三十多年关起门来的建设，到八十年代初期，我国已经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拥有了世界各大主要高技术产业，如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电子工业等。但是，与世界强国相比，我们的工业仍然是弱小，仍不具备可以敞开大门与巨型跨国竞争的实力。事实上，八十年代的开放是有限度的，关税税率很高，市场基本逐渐向国外放开，但幅度不大，所引进的外资以中小资本，港澳台资和东南亚资本为主，对国有民族工业尚未构成大的挑战。正因为如此，虽然八十年代国有企业也有很多问题，却大多利润丰厚，工人的工资、奖金、福利都得以不断提高。可以说，八十年代的成功是在前三十年建设的基础上，保护和开放有机结合的成功。然而，由于片面地将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成功归功于开放，九十年代后，政府几次大幅度降低关税，巨型跨国公司纷纷抢滩中国市场，给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民族工业带来巨大压力。国有企业竞争不过进口商品和外资企业商品，产品大量积压，生产能力过程，出现大面积亏损，工人下岗问题也日益突出。特别是东北的重工业企业，由于各地大量引进生产设备和生产线，本国重工业的前景已经岌岌可危。由此可见，虽然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进出口额都已经不小，但中国还没有强大的民族工业，还没有在世界市场经济海洋里遨游的大鲨鱼，还没有走完由弱到强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真正的国情不是落后，而是弱小。落后到先进只是个时间问题，弱小到强大却是一场生死博斗，胜利和失败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是市场竞争的主体，但大部分国家却都是市场竞争的失败者。

　　顺便说一句，谈到中国的民族工业，必然会首先提出国有工业，因为只有国家才拥有核工业、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重型机械工业，这些才是国民经济的骨胳和肌肉。如果这些工业纷纷垮掉，就算服装鞋帽业发达十倍，把全世界的业务都揽过来，中国也是弱小国家，只有一堆任人宰割的经济脂肪。

　　四、警惕市场幼稚病

　　弱势经济的基本对策是保护主义。然而，由于西方强国一味向我们推销新自由主义，别有用心地把中国说成是新的世界强国，我国经济学界的一部分学者曲解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意，迷迷糊糊地跟着高唱自由放任的颂歌，一味地认定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中国的出路。这种主张实际上和当年跑步进入主义的狂热差不多，无非方向变了，成了跑步进入世界市场，从“左”派幼稚病一变而成为市场幼稚病。

　　然而，就在里根－撒切尔大力推销新自由主义，大力推销私有化的时候，美国却实行着大规模赤字政策，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当80年代初，当日本质优价廉的商品潮水般地出现在欧美超级市场货架上时，美国和欧洲在七国财长会议上联合逼迫日元升值，削弱日元的竞争力，一手制造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这是金融时代的保护主义。可见，发达国家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从来是两面性的，对自己有利时就推行，对自己不利时就撇在一边，他们给弱者灌上市场幼稚病的迷魂汤，自己却清醒得很。八十年代以来，西方七国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趋势不断加强，贸易日益向美、日、欧三大区域内收缩，区域间壁垒开始加高。时至岁末年初，美欧之间的香蕉战，美日之间的钢铁战硝烟正浓。

　　看来，应该到了给市场幼稚病提个醒的时候了。

注：

[1]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36页，张少华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纽约1962年版，第53页。

[2]同上，第35页。转引自柯蒂斯·内托斯：《1775至1815年国民经济的形成》，纽约19 62年版，第49页。

[3]《美国史新编》，杨生茂，陆镜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4] 同上，第34页。转引自约翰·费斯克，《危机时期》，波士顿1988年版，第189页。 又转引自杰拉尔德·纳什编：《美国经济史上的问题》，马萨诸塞1964年版，第109页。

[5]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之争》，第88页。转引自享利·洛奇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著作集》，纽约1971年版，第四卷，第106页。

[6]同上，第130页。转达引自雅各布·库克：《坦奇·考克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对美国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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