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
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是决定村庄选举和村级治理最为根本的社会基础。对于村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有一种说法，即农民是一袋马铃薯，原子化而互不关联。正因为农民的原子化，他们只能乞盼来自上面的阳光雨露，也就是乞盼皇帝来保护和赐福于自己[5]。中国农民从古至今的“清官”情结，或许与此有关。不过，马克思所讲的农民是“一袋马铃薯”的比喻，是讲农民缺乏形成大规模组织的手段，不能象工人那样造成与机器大生产相连结的一致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农民事实上很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是在村落社会中密切互动着的。不止是密切互动，而且有着强大的一致行动能力，典型如宗族组织强劲有力，在对内协调，对外谈判中，往往发挥着决定性作用。费孝通在讨论传统乡土中国的性质时，十分生动地描写了村落社会中人们之间相互熟识、道德舆论成为教化权力以及村落内部互助的状况。这种意义上，村落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说是宗法共同体。梁漱溟便持此说。
其实，马克思所说农民是一袋马铃薯和梁漱溟所持村落是一个宗法共同体的说法，并无本质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农民与国家的谈判能力或说农民有无组织起来挑战国家权威的一致行动能力，无疑，宗法共同体的农民即使内部团结有力，他们也无力组织起更大的规模来构成对国家权威的挑战，相反，宗族之间的争斗，大都需要国家的调解，从而事实上增加了国家权威，在宗族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行动者及宗族与宗族向来不能联合起来向国家构成挑战的情况下，农民就成为与工人阶级完全不同的“一袋马铃薯”。
当前中国农村的情况较以上宗法共同体类的传统村落大有不同，这不奇怪：第一，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持续近百年的革命运动，构成了对宗族和传统文化的致命打击，传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断裂。第二，市场经济及伴随着市场经济而进入乡村的现代传媒和西方文化（现代文化）开始深入人心，人们在被物质所征服的同时，也被文化所征服，这样，即使宗族意识等传统的观念还在，当前中国乡村大部分农村，也很难说还是一个共同体，更不用说什么宗法共同体。[6]
尽管如此，当前中国农村因为传统瓦解的程度不同以及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韧性的不同，不同地区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状况相当地不同。从我们的调查和有关研究报告来看，当前在东南地区，宗族组织和传统信仰仍然十分发达，村民之间的关系呈强有力的传统关联状态。[7]我们在江西泰和、崇仁等县调查发现，村民之间的宗族相关性也很高。
荆门的情况与此相当地不同，当前村民之间人际关系理性化趋势十分明显，不止是宗族已近乎彻底地消失了，而且小群体内部的一致行动能力也开始丧失，以至于极端如有农民说出兄弟关系也不过是那么回事的话来。也就是说，在荆门农村，村庄内部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链条的强度和长度都很低，村民已呈原子化的状态，以村民之间相互关系链条（即社会关联）为基础建构起来的村民之间的相互约束能力和一致行动能力大为减弱，内部越轨事件和外部骚扰行为，都成为村庄秩序本身难以保持的大的坎坎。在向村，在争取与本村民小组村民利益攸关的山权时，本组的人敢于站出来说“山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争什么争”这种出卖本组利益的话，原因在于他根本不会从本组村民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约束和压力。
荆门农村的如此人际关系状况，构成了村级治理与村庄选举的基础，也构成了当前荆门农村特定社会景观的基础。
四、非体制精英的状况
在对中国传统村庄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注意到了地方精英所起的作用，诸如乡村士绅、大土地所有者、宗族宗教领袖等等，他们往往构成了连接国家与农村社会的纽带，是村民利益的庇护人，同时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传递者，有人将地方精英特别是乡村士绅置于传统中国社会治理中至高无上的位置。 就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情形来讲，国家政权不下县，乡村社会是自治的社会，乡村地方精英因此兼有体制精英和非体制精英的身份。20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深入，行政村体制逐步得以确立并健全起来，[8]村庄体制精英从一般的村庄精英中独立出来，并拥有正式的身份与授权，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权威，而不是过去由文化或经济权威所转化而来的治理权威。换句话说，体制精英本身作为一种职位，越来越具有独立的价值和作用。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体制精英的政治权威源自其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和新政权的认可，泥腿子也可以成为决定村庄命运的体制精英了。
体制精英独立出去之后，村庄社会仍然不是均质的，其中一些人较其他人拥有更多资源，更大影响力，这些人便是我们所说的非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特征。一般情况下，非体制精英可能由于两方面资源优势而较一般村民更具影响力，其一是文化传统资源，如宗族宗教位置所决定的社会影响力，传统知识拥有量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这与社区记忆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二是社会经济资源，如一些经济大户因经济上的成功所获得的尊敬，他们以经济资源换取社会影响力的潜力，或者直接是这些经济大户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