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起来，构成村级治理社会基础的主导方面，一是村庄精英本身的道德感、责任感、精英意识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二是村民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与状况。当然，村庄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这种关系构成了村庄动员的基础。[15]
[1] 参见贺雪峰：“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权力结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 参见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即发表。
[3] 此方面的专门讨论参见贺雪峰：《面子、利益与村庄的性质》，《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4] 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6] 注意，当前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形成村庄共同体的，有一些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大致如折晓叶所说的“超级村庄”，大多就是这样的共同体。参见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7] 王铭铭和吴重庆提供了这方面的例子，参见王铭铭：《社区的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重庆：“孙村的路”，《开放时代》2000年第11期。
[8] 参见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3期。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5页。
[10]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26－227页。
[11] 徐勇：“利益与体制：村委会选举背后的变数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2] 贺雪峰：“论作为村治资源的村组干部间人际关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3] 华北B镇的收粮过程，参见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Ｂ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清华社会学评论》，鹭江出版社2000年版。
[14] 1999年上报人均纯收入为2900元，农民说人均纯收入不会超过1500元，村会计也如此认为。
[15] 相关的深入讨论参见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