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执行政教分离，资本主义的国家体制和政府制度就形成不起来。为什么要整顿低层结构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微观经济结构改革的内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将土地合理化，使土地相对集中，相对集中以后才能够形成所有权租佃关系，地租收入才有比较固定的标准，这样就能够形成数目化的关系，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就不能形成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关系。保证司法的独立，使法律更现代化，也更融合于现代的商业体制，则是可能实施数目字管理的法律制度保障。所以三层结构的分析方法，是可供经济学借鉴的历史分析方法，可用来探讨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
    
    三层结构：中国最缺乏的是一个规范的中间层
    王巍：三层结构是个重心，按现在的话就是要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沟通，要通过一种语言进行转换，使得上情下达必须要一种规范化的语言，按照黄仁宇的话讲就是数目化的管理。作为一种历史观，我个人认为他这种解释偏于个人感觉，以此推论大历史乃至各国国情均有武断之意，还很难说是严格的学术研究。但是作为一种观察历史的方法论，通俗易懂而且比较简约，我觉得是很可取的。
    我们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做企业也是一样的。大到从国家来说，我们听到都是中央台广播，看到的都是焦点访谈，学习的都是一套文件。理论上，上层建筑这50年来都是统一的。从经济基础来说，东西南北按照统制经济来说，表面上看这么多年来也应该是一致的。但事实上，往往是上面有政策以后下面有各种各样的对策，之所以有对策就是因为有自己的理解，利用当地语言的技巧转换含义。所以出现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大家感觉上好像都是一致的，可是文件从上面发下来到底下就会变样，而且各种地区反映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所更多依赖的管理手段还是在不断地因人施教，跟不同的领导或下属说不同的话，就是因为社会上甚至公司内部没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传递平台。我们几十人的企业和你几千人的企业完全不能靠一个文件解决问题。而在规范的资本主义成熟市场中一个法律大家都接受了，税法是怎么个事情，累计税是怎么个事情，所有人都知道，大家去执行就可以。而中国不是这样，一个法律往往要几十个上百个配套文件，而且3年一修订，5年一大改，不胜其繁。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转型过程中这种技术性工作如果不做，那会歧义百出，积重难返，这是很值得考虑的事情。
    我欣赏黄仁宇写的《万历十五年》，他写到了海瑞，把我们的神话人物归到他的书中。海瑞是一个道德上的清官，但同时海瑞在规范化这方面实在是昏官。他在判案遇到案件可疑时竟以支持弱方为原则，与其委屈兄不如委屈弟，与其委屈子女不如委屈父母，与其委屈忠厚之人不如委屈刁顽之人。他把所有的争端都变成道德审判，跟背后真正的经济秩序没有关系。资本主义的转换有一个重要特点，"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问题（黄仁宇）。”如果一个社会能把看起来绝对的道德东西，通过几百年的转换变成技术上的处理，这对社会转型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是个组织过程，这个过程导致的结果之一是数目化管理，很大程度上由于数目制管理把虚伪的不可定量的道德问题变成可以定量的，变成技术问题，原来是质的问题变成量的问题，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一种巨大的飞跃，我觉得是非常有启发的，也是黄仁宇老先生的一个贡献。
    聂庆平：按黄仁宇先生的分析，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三层结构问题，都有促进资产与人力加速交换的作用，于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如果把资本主义视为一种经济体制的功能，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就是使这种经济的安排一切都被数目字化了，这就使得我们进入到了数目字管理的阶段。在三层结构当中上下两层的结构改革固然重要，但是中间层次的改革则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我们已逐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形成完整的符合现代商业原则的中间制度迫在眉睫。
    这实际上与我们改革现行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的审批方法相联系，推行市场的核准制也好、审核制也好、监管制也好，应该说是推进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过去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注意的不够，现在看到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推进我们下一步发展，甚至十年二十年发展的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把改革的问题谈的很远，就谈最现实的问题也是很有价值的。
    王巍：我想起一个笑话，当一个部长在推动改革时说，现在我们部领导已经下了决心，广大群众是支持的，关键阻力在中间环节。一个局长回去传达，我们局领导已经下决心，广大群众支持，关键在中间环节。于是处长也这么说，科长也这么说。结果最后中间环节是谁呢？已经没了。我们过去仅仅注意生产力，仅仅注意经济基础，这“仅仅”是不够的，这两者之间的传递忽略了。大家以为，在强大的政府管理下，上行必然下效，上情必然下达，事实上从来历史上没有这样走的，永远走样。现在大家不一定要注意上层头脑如何伟大，下面如何温顺听话，而是中间环节如何确定，如何构成，这种传递是怎么传递的，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过去多年来不重视的。实际上（改革）到了这个时候，中间环节决定两头，这是很重要的。
    聂庆平：底层结构涉及到每个民生，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存，涉及到每一个人对财富的追求，涉及到每一个人对权利和荣耀的追求，它有自然的冲动。这样的冲动是不可压制，自然会推动商业活动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但在底层结构发展的过程中，重订中间层制度规范，建立规范的商业游戏规则，就显得极为重要。如果中间层违背这种潮流和发展要求就会抑制经济发展和改革变动的过程，这就是你刚刚谈到的那个笑话。在目前这个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间层的调整会对社会产生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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