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斯特作为一个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赋予了经济伦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李斯特并不否定个人动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认为应将个人视为“道德人”而非“经济人”，因此，经济伦理的出发点是作为一个实体的国家而非原子主义的个体，其基础是爱国主义。李斯特的这些观点与斯密的世界主义是迥然不同的。李斯特的经济伦理思想独树一帜，对于我国经济伦理的建设，以及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经济利益，仍有借鉴意义。
【关 键 词】李斯特/经济伦理思想/爱国主义/斯密学派/经济人/道德人
【 正 文 】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是一位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经济学家，是历史学派的先驱者。这位活跃于19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学家的主张，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以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有很大的差异，其哲学基础、研究方法、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都有自己的特色，他的一些著作就是针对斯密、李嘉图及其在美国的门徒提出的批评。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反观19世纪的经济学说，马克思、斯密和李斯特三派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他的学说不仅对于德国，而且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具有广泛的影响，对于制度主义学派的影响尤其深刻。在近年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李斯特的学说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些西方学者甚至预言，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西方国家对付亚洲和俄国的危机所实行的以斯密学派的理论为出发点的政策的弊端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由此而引发的各种经济问题日趋尖锐化，21世纪即将出现斯密学派和李斯特学派的大辩论。（注：《马克思，斯密，或是李斯特？》，美国《民族周刊》1998年10月5日。）因此重新研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 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经济伦理的角度，对李斯特的学说作一分析。
就经济伦理的角度而言，李斯特的学说与斯密学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经济伦理思想的要旨是把爱国主义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反对斯密主义的个体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一论点是通过对于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说明而加以论证的。因此，我们将从经济与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考察。
一、李斯特论经济与文化、物质和精神关系以及经济伦理的地位
作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他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力图将经济现象从整个社会现象中剥离出来单独加以考察的做法不同，十分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而赋予经济伦理比英国古典经济学更为重要的意义和地位。
李斯特强调社会发展中经济因素和文化的因素、物质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最大的演进中，究竟是物质力量超过精神力量的作用还是后者的影响超过前者，究竟是社会力量支配着个人力量还是后者影响了前者，这些都是不容易肯定的。但是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两者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是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的，结果这一组力量有了增长时即足以促使那一组跟着增长，有一组力量有了削弱时，另一组也难免不被波及。”（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50页。）在李斯特看来，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他在《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把生产力的发展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显示出不同的特点。而各个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与文化传统不同，精神因素与物质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和经济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呈现出不同的状况。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存在的。
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用了很大的篇幅，通过对近代欧美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以及对不同的国家经济兴衰的分析，来论证这一观点。比如他认为，威尼斯的富强是由于“奋发有为，热爱自由”的精神所致，而后来的衰落则是由于不求进取、安于现状的精神所致。汉撒同盟的兴起源于其勇敢气质、冒险精神和团结意志所激发的力量，而其衰落则是由于各城市之间的互争优势，为了自身的小范围利益而争胜，使竞争观念超出了团结精神。在分析德国经济发展的特点时，他认为：德 国人的品质“热爱的是勤劳、秩序、俭约和节制，他们对于研究工作、对于各种事业，富有忍耐与不屈不饶精神，有诚恳的力求改进的精神，相当地有道德心与审慎周详的态度。”“在别的国家，高度的精神文化总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来的，而德国则情况相反，它的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事前的智力发展的结果。”（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76页。）这表明了德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整个来说，德国的文化是理论性的，德国人的特性中有许多不切实际的特征，但是也说明了经济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不能离开文化的因素单纯地考察经济。
对于文化和精神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体现在他所提出的“生产力”的概念之中。李斯特认为，不能把经济归结为现有的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不能把“财富”和作为财富产生的原因的“生产力”混为一谈。他尤其反对把经济学视为“交换科学”的那种“物质第一主义”。在他看来，“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译本，第118页。）作为财富的原因的生产力， 既包括“物质资本”形成的生产力，也包括“精神资本”形成的生产力。精神资本是长期历史形成的科学与艺术、智力培养、道德品质、国家与社会制度以及许多世代的发现、发明和改进的积累的结果。据此，李斯特反对斯密和萨依把不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精神劳作排斥在生产力之外，并称之为非生产性劳动的主张。他认为，像教师、音乐家、医师、法官、行政官员等也是生产者，他们“多么有助于一国生产力的发展”，（注：《国民经济学的自然体系》，第35页。）他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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