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历史，“五四知识分子”形成的思想土壤由来已久。明末通过耶稣会士之手初次接触到西方科技知识的中国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如徐光启等人，四百多年前就产生了“会通中西”以补儒学工具理性之不足的想法。晚清自鸦片战争之后，痛见中国因工具理性落后挨打受辱的事实，魏源疾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此种思想由涓涓细流渐渐汇为汹涌大潮，至清末一发不可收拾。先有“洋务运动”包括选派青少年出洋留学，继有康有为高喊“维新变法”，改革教育，兴办新学，向西方看齐，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科学”、“民主”的旗帜，在传统中国社会的母腹中终于脱颖出了一个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集“旧学新识”于一身，带着浓厚的“五四”情结，一路走到今天，成为中国各阶层的精英。
在当代新儒家看来，“五四”无异于造成了一次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乃至整个儒家队伍的历史性悲剧，而“祸害最大的断裂则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内部断层。”“西方文化的冲击却将中国知识分子逐出儒家的避风港。两千多年来，儒家社会曾为他们的前辈提供一个安全而尊贵的泊舟处，如今他们却漂泊无寄，拼命想在权势——或加上财富——所界定的残酷的新世界里觅得安身立命之所。”“他们不仅要寻求做中国人，而且要作为在这日益异化的世界里不断思考、反省的中国人。”①――杜维明如是说。工具理性淹没了价值理性，而一切以西方为标准的价值理性又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重要精神特征。不仅“德先生”、“赛先生”和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还有人站出来要求废除一切中国文化，甚至连线装书也要“甩到茅厕里去”。这种“启蒙心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空前危机，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经历着一场脱胎换骨般的异化和改造。
有人说，“五四”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杜维明一度似乎也持此种观点，如他说“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逐渐被强烈的、为政治服务的意愿所取代。只要能够找到一个使中国强盛起来的力量，大家就愿意终身奉献。”②终究他并不真正赞成这种观点，认为“启蒙”始终没有被“救亡”彻底压倒，只不过它变成了“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心态”――一种割舍不掉的心理情结。如他说：“强烈的反传统意识（启蒙）和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救亡），又制约着人们对外来思想的吸收。”③“（五四以后）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几乎所有流行于欧美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同情的听众，中国正面临启蒙运动的感觉确实很普遍。”④由此他断言：“五四”时代有两种最重要的意识，一个是反传统的意识，一个就是爱国的意识。前者表现为“启蒙心态”，后者表现为“民族主义”，二者成为“五四一类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精神特征，至今未变。
平实而论，“五四”运动的前期即“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基调的确表现为“启蒙心态”，而“五四”运动后期即“爱国运动”时期，的确也表现为“民族主义”。但当前期并不离“民族主义”，后期也不离“启蒙心态”，二者不曾完全割裂。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不能忍受那种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和帝国主义有明显联系并足以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意识形态。”⑤这就是中华民族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和为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表现的对外族尤其是对西方的怀疑与抵抗的情绪，以及为达此目的而采取的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出于“民族主义”，致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不免从表面上接受而在情感上却难以认同，以至陷入王国维所言“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悖论之中。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正当中国青年，尤其是学生，展现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时，儒学作为中国性的明确特征，正在受到彻底的批判。使中国以及东亚成为礼乐之邦的儒学，如今被诅咒成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落后的原因。”⑥同样，“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选择了“彻底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以至于有意识地抛弃中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从而把中国导向“革命的浪漫主义”和民粹派信奉的“唯科学主义”，西方的工具理性侵蚀了传统的价值理性。杜维明认为：“在这一点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远远比不上他们的印度伙伴。几个世纪的殖民地状态并没有摧垮印度人的精神支柱，而半殖民地的地位却促使中国知识界完全地或有选择地丢弃了所有代表中国灵魂的精神传统。”⑦更为吊诡的是：作为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五四知识分子”们，却并未有从心里去热爱本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产生了不应有的严重扭曲和错位；本应珍视的代表着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象征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由于“不可信”而被诅咒、唾骂。然而，“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即“新文化人”却是直接脱胎于传统而反叛了传统，即使像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些反传统的领袖们也都没有真正摆脱深厚的儒学情结，在他们身上“文化上的反传统主义和文化上的眷恋之情结合在一起，使五四后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既矛盾又复杂。”①“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许多一贯的反传统主义者――不知不觉地，经常无意识地，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行为、态度、信仰、献身等方面，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②
“民族主义心态”既把传统文化内化为一种潜意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中保存下来，又常常以一种“义和团心理”盲目排外；同时，“启蒙心态”则构成另一种“五四”时期直至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仍难以摆脱的心理纠结，又常常以一种自卑心理盲目崇外，其与“民族主义”二重变奏，相互抵捂又彼此呼应，这确是一个心理怪圈。“五四”以来富有使命感的中国知识精英层为了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振兴的伟大使命，不惜割裂传统，孰不知传统有活力、有资源，传统需要继承，传统也可以创新。然而，如今我们却“正面临着该继承的未能继承，该扬弃的未能扬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