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与流变，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或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股潮流，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思想史曾经迎来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期，其中在美国史坛中尤为活跃，俨然成为历史学中的一门“显学”，但到六十年代以后，思想史研究出现明显的衰退和萎缩，代之而起的是更加关注下层和边缘群体的社会史研究。在社会史中，“自下而上”的独特视角可以说是它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社会史重新发现了那些在传统历史叙述中被忽视或遗忘的人们，E.P.汤普森在1966年4月发表的一篇文章，成为了这一历史研究取向的格言——“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1] 然而，社会史的独霸史坛并不意味着其他研究取向的消亡，80年代后，思想史随着文化史（或更明确的说是新文化史）的兴起而得以破茧重生，借用社会史“自下而上”的观念，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也开始更多地将研究视线投向了社会下层的人与人群，从而大大开拓了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和边界，形成了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合，迸发出了新的活力和生机。本文即尝试从这一变化的过程入手，对新文化史的特点及其与思想史的联系、以及思想史的最新发展与变化略作简要的探讨，或可对我们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一点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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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史学界，对于思想史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内涵和意义都有着不同的细微差别。即便在思想史研究最为活跃的美国，所谓的思想史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思想史，一是观念史。前者最初是随着20世纪初“新史学”号角而来的，詹姆斯·鲁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其1911年发表的《新史学》一书中专门将思想史列为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引用培根的话感叹道：“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十分明白地要写一部学术思想史。”而思想史的研究应同其它种种历史叙述有着一样重要的地位，因为“丰富的思想内容是几千几万年积累的结果。……我们只有研究人类思想的变迁，才能使我们充分明了这一点，从而才能改变我们的观点来适应现在的环境。”[2]由此他向新史学家们发出了思想史的倡议。到了三四十年代，这种思想史研究风气在维农·帕林顿（Vernon L. Parrington）、佩里·米勒（Perry Miller）等人的领导下而臻于顶峰；在五十年代又有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等人承继其后，俨然呈一派盛况。而在观念史方面的代表则是阿瑟·洛维乔伊（Arthur Lovejoy）以及他在1940年创办的《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这本杂志至今仍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学术阵地。然而在欧洲，思想史却并没有能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或者说并没有一种以“思想史”作为标签来明确标识的历史研究取向或研究领域，仍然更多地沿用了诸如哲学史、文学史等传统的名目。例如，在德语中只有所谓“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而在法国，则形成了具有年鉴学派特点的“心态史”（histoire de mentalités）等。
如果取其最广义来理解思想史的内涵的话，可以发现它也具有多样性和广泛性的特点，而并不是一门仅限于哲学家或思想家层面的学科，思想史的研究应该可以扩大到精神、意识、心态、文化等范畴之中，应该包括历史上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个人和群体，甚至应该将社会的、政治的等诸种因素也一并考虑在内。因此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便认为，不能把思想史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看，而应从其多样性上来认识，思想史研究对象中既有伟大的哲学家，也有目不识丁的普通人，由此他把这种历史研究取向自上而下分成了四个层次：“观念史（体系化思想的研究，通常在哲学论著中）、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日常思维、舆论风潮和文学运动的研究）、观念的社会史（意识形态和思想传播的研究）和文化史（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研究，包括世界观和群体心态）。”[3]这种分法虽然不免有将它们相互割裂的嫌疑，但如果将思想文化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却也反映出了其研究取向内在的变迁和发展。
六十年代后，随着“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日益普及并占据历史学主流，以精英人物、知识阶层的伟大思想为对象的传统思想史变得无所适从，历史的进程不再被理解为王侯将相领导下的政治游戏，也不是受到伟大人物的光辉思想所引领和感召的心路历程，占人口大多数的、被传统历史叙述所遗忘和忽略的无数的普通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然而，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人类在精神和文化上的成就，思想和文化被束之高阁成为受经济、社会基础作用和决定的某种上层建筑，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随着史学乃至整个西方学术思潮中出现的文化转向风气，思想史重新获得了新的动力和前进方向。
新文化史是对2 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当代西方史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的一个概括，是继五六十年代战后西方史学“路标转换”后的又一次重要转折，它直接以社会史为反动的对象，是对旧的“新史学”的反动和发展，“新文化史形成于二十世纪80年代，被看作是对既成的社会史、经济史和人口史的一种突然暴发的批判。”[4]从历史学内部来讲，新文化史的兴起并不是少数几个历史学家个体的行为，也不仅限于一两个国家，它是一场国际性的、集体性的史学运动，它源于法国、盛于欧美、影响遍及世界，近几年我国史学界也开始日益关注起新文化史的发展，类似的研究取向在中国史的研究实践中日渐增多。在历史学的主流中，新文化史（或社会
